1911年（辛亥）年10月，武昌首义一声炮响，使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的爱新觉罗王朝灰飞烟灭，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从此瓦解。当时群情奋发，举国同欢。在这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革命的第一张报纸——《大汉报》应运而生了。它像一支声震环宇的号角，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在近代新闻学史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谁能想到，这张革命的报纸，既不是当时的鄂军政府筹办的，也不是什么革命团体创刊的，而是由我国新闻界前辈胡石庵个人“独资所办”的呢？
远见卓识 胆量过人
胡石庵（1879～1926），原名人杰，又名金门，别号天石，湖北省天门县人。其父曾以翰林主讲“江汉书院”，早死，家境很穷。胡石庵年17为诸生，19岁到北京从谭复生游，“戊戌政变”时，返鄂入“经心书院”学习，与唐才常交往，加入兴中会。自立军起事时任参谋。事败，奔沪被捕。获释后，投入保定某部队。八国联军入京时，又返鄂肄业于“经心书院”，旋被开除。光绪三十年（1900）冬，以谋炸铁良事再度被捕。出狱后，落拓汉上，以卖文为活。平生若述甚富，有《湖北革命实见记》、诗文集及小说《明珠血》、《马上儿女传》等40余种。
胡石庵见识卓越，胆量过人，与詹大悲、何海鸣、孙尧卿等为莫逆交，后又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卖掉全部家产营印刷业，在汉口歆生路（即现江汉路）开设了一家印刷公司，刊行革命书籍，次年辛亥首义后，便立即创刊了《大汉报》。由于《大汉报》在革命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黎元洪除了给报纸题赠了“赤手回澜”的匾额外，在共和党成立时，黎极力劝他参加，但他却坚决拒绝了。
胡石庵在主持《大汉报》期间，不但自己对报纸的各项工作事必躬亲，带头去做，而且还经常深入前线，采访战况。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当清军气焰方炽火烧汉口时，他竟以一介书生，居然纠合散兵，指挥若定，与敌人作殊死战。汉口失守后，他又到武昌继续出版《大汉报》。汉阳失陷时，为安定人心计，他编集了一些外省胜利、援兵立至的“新闻”、“要电”，在《大汉报》上连续发表，并在一天之中，连发6次“号外”这种作法虽然不足为法，但在当时对安定人心和鼓舞士气方面，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便设立了一个名为“稽勋局”的机构，来对革命有功的人授奖，颁发勋位和嘉禾、文虎等勋章。胡石庵得知他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后，对这一“殊荣”却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立即把勋章退回了“总统府”，并附上一首诗：
三户亡秦愿已空，战场荒草渍残红。
郑蛇内外成虚斗，冀马奔腾起大风。
一雁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
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胡石庵的这首诗对仗工稳，用典贴切，旁敲侧击，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极尽其揶揄嘲讽之能事，体现了胡石庵爱憎分明的可贵品质。胡石庵不但敢于给“总统府”寄去这首诗，而且还敢于在《大汉报》上披露出来，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拍手称快。但是，却遭到民贼袁世凯的忌恨。因此，当袁党段芝贵督鄂时，这张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汉报》，就被强行封闭了，胡石庵也锒铛入狱。出狱后，因受刺激过深，落落寡欢，于1926年郁郁死去。
出奇制胜 赤手回澜
首义伊始，武昌城内，百废待兴，更无暇顾及报刊宣传等工作。汉口形势则更为纷乱。一天，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在闲谈时问胡石庵：“武昌之变，究竟属何性质？”胡石庵毫不含糊地说：“革命党起义，光复汉族河山，推翻君主，建立民国。”那个英国人说：“恐怕不一定吧，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澂的照会说：武昌是土匪作乱，奸虏烧杀，抢夺钱财，无恶不作，……既是革命党起事，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使中外人士了然呢？”胡石庵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一套，那是瑞澂的恶意中伤，一两天内，就会有革命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版的”。
胡石庵深深知道，作为舆论工具的报纸，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必须肩负起它的重要使命。一定要早日把革命报纸办出来。回公司后，他就将工人们召集拢来，同大家商量。但此时公司里除几台破旧的印刷机器外，连一令纸张也没有了。可是大家的情绪极高，马上凑集了一点钱，买回九令油光纸。胡石庵一个人就自写自编，排版校对，在首义后的第五天（1911年10月15日），这份革命后的第一张报纸——《大汉报》就诞生了。
在《大汉报》的创刊号上，头版头条就登载了一篇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讨伐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檄文：“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国人曰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接着列举了清朝政府统治中国260多年来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罪行。然后义正词严地说：“军政府恭行大罚，义无反顾。谨申大义，以告国人”。这篇笔锋犀利的檄文，既非军政府的文告，亦非受命之作，而是胡石庵闭门“创作”出来的。正当报纸开印的时候，革命党人郑江灏来了，他看后惊奇地问：“这是江那边军政府送来的吗？”胡石庵风趣地回答说：“非也，这是本店自造的。”郑说：“你好大胆，竟敢擅用军政府名义！”胡答：“把声势夸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在创刊号上，除了这篇檄文外，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新闻”和“专电”。如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起义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等等。当然，这些“新闻”和“专电”，也都是胡石庵道听途说，甚至是向壁虚造的。但看报的人都信以为真，热烈争购，使创刊号的3万份报纸，顿时被抢购一空！
有趣的是，第二天胡石庵就收到一位革命党人假托“大总统”孙文的名义，写的一篇告全国同胞书的来稿。胡石庵心里明白：孙中山此时根本不在国内，更未经民选什么“大总统”，但他认为这篇“文告”文情并茂，有号召力，因而全文照登，这是胡石庵又一次“胆大妄为”。这种作法说明胡石庵的办报方针深受资产阶级不求真实、追求耸人听闻的思想影响。但在当时，对稳定大局、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作用。后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大悲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胡石庵，才使《大汉报》真正成为一张名正言顺的革命机关报了。
爱憎分明 文如其人
胡石庵爱憎分明，思路敏捷，文笔锋利，深切感人。他在《大汉报》上发表的不少诗文，都赢得了读者的敬佩和欢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如他写的一首哀悼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烈士的七绝。“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这首诗哀惋沉痛，催人泪下，当它在《大汉报》上发表后，激起了广大读者感情上的共鸣。
在《大汉报》上，胡石庵不但经常自己撰写诗文，或颂扬革命，或鞭挞敌人，或唤起民众，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还在报上发表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如黎元洪赴京时，《大汉报》上发表了蔡寄鸥写的一首五言古体长诗。这首诗知者甚少，颇为珍贵，现将全诗抄引如下：
我本楚狂人，狂歌声欲嘶，学为泽畔吟，放浪武昌矶。
俯仰叹今古，楚人其殆而。昆季不相亲，安望相扶持？
昔日有伍员，去国泪如丝，中途遇良友，把酒哀别离。
复楚与存楚，意见竟分歧。昔有屈大夫，秉笔作骚词，
忠也而获谤，信也而见疑，至今汨罗水，呜咽不胜悲！
昔日有陈胜，揭竿举义旗，其徒曰吴广，患难本相依。
胡为功未成，背道各分驰。三户可亡秦，独立宁能支？
昔日有项羽，拔山山可移，弟子八千人，临去不相随，
可怜垓下死。只有一虞姬！四面皆楚歌，英雄泪满衣。
昔有陈友谅，相从徐寿辉，起义天目山，勋望何巍巍。
胡为君与臣，自己相诛夷，不及牧牛郎，犹解创国基。
上下数千年，吾楚忒颠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谁欤在武昌，平地一声雷！大哉黎宋卿，帐前多健儿，
拔剑不相下，天颜讵敢违？功狗既当烹，功人安可为？
瞻望鹦鹉洲，芳草何萋萋；瞻望黄鹤楼，笛声何凄其！
古人不可见，神仙不可跻。万骨皆枯槁，荒凉六大堆。
一将功已成，掉头去不归。哀哉我楚人，犹自醉如泥。
沐猴不可冠，井蛙不可窥。拔剑仰天啸，作此楚狂诗！
这首360字的长诗，用比兴手法，将上下数千年有关三楚人物典故，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来，或歌颂其英雄行为，或总结其失败教训。既是对黎元洪的期望，也是对当时革命者的劝告，婆心苦口，用意拳拳，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发人深省，感人至深，因此能传诵一时。
宣传革命 影响深远
胡石庵和他所办的《大汉报》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当时革命阵营中普遍公认的，就连黎元洪和袁世凯也不能不承认。甚至当时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都要以《大汉报》的消息为依据。从下面摘引的当时群众的反映及首义参加者的回忆，便可见一斑。
朱峙三（继昌）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见闻录第二》中说：“《大汉报》为胡石庵独资所办，敢发直言伟论。”李春萱（作栋）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说：“汉口《大汉报》是胡石庵创办的革命报纸，它尽量刊载革命胜利消息和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情形，总是供不应求。交通要道贴有《大汉报》的地方，挤满了看报的人群。”胡贽（茂之）在《辛亥史话》中更描写道：辛亥革命时期，《大汉报》销行最广，鼓吹之力独多。当时革命军尝云：“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其推重有如此者。”当时武汉街头有童言说：“《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又说：“《大汉报》，胆真大，人人怕，它不怕”。甚至当时武汉街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笑话：“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这虽是一句笑话，但不难看出当时《大汉报》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程度。
在国外，《大汉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当时刊载那篇冒名大总统孙文告全国同胞书的报纸一传到伦敦，英国人士就都认为这篇文告是孙中山先生预拟的，而大总统的名义也是人民预选的。有不少人还高兴地去向正滞留在英国的孙中山先生祝贺哩！
总之，胡石庵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报人，思想上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他使《大汉报》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是应占有它应得的地位的。有一个署有“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他逝世后，他的挚友，国民党元老居正为他所题的赞语中有两句说：“公之别号，名可补天，公之才学，大笔如椽！”这些都可说是对他战斗一生十分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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