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南京失守之后，武汉是中国抗日的中心，各方面的人都向武汉集中，原在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也迁武汉出版。国民党军委会的《扫荡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国民党政府的《武汉时报》以及中国青年党的《中国时报》，都在武汉出版，加上上海《申报》、武汉的《武汉时报》等等，一时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
1938年的春天，我从上海突围出来，落脚在长沙的一位朋友家中，这时接到范长江同志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武汉。我接电以后，立即动身。一到武汉，长江首先是要我去香港《大公报》工作。原来《大公报》在撤往武汉时，也在香港出了一个报，草创伊始，缺人。我突围到后方来是经过香港的，我对那个地方冷冷清清，印象不佳，而且来到后方，旨在抗战，因此不想去香港。长江就要我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去工作，他认为“青记”是一个新成立的团体，要我想办法去把他搞活。他告诉我，青记主要的目的一是加强学习，二是重视团结，把一切的新闻记者团结起来，统一在抗战的旗帜下面。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于1938年3月，原先叫作“协会”，因为国民党当局怕这个“协”字带有工会性质，不同意，后来改用“学”字，才勉强同意立案了。
学会为了体现当时团结抗战的意图，包容收罗各方面的人物，当时学会常设机关的3个常务理事，由范长江、徐迈进、钟期森3人分任，分别代表着大公、新华、扫荡日报。中、左、右各派齐全。
学会的第一个会址，设在华商济世总里21号，当时王昆仑和曹孟君也住在这里，王先生经常到我们这里串门，我们也经常向他请教。徐州突围以后，范长江把各地报纸上发表的通讯收集起来，编了一本《徐州突围》，售给生活书店，得稿费400元，成为学会的第一笔经费。这本《徐州突围》，我们完稿之后，就请王先生审读了一遍，才送去书店的。王先生在战前办过无锡《人报》，此时仍然十分关心新闻事业。
学会在武汉是会务发展得最快的时期，各报的青年记者纷纷入会，当时全国各地跑战地的新闻记者，竟然清一色是“青记”的会员，他们驰骋战场，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不怕吃苦，履险如夷，不要钱，不惜命，成为一种真正的“青记”精神。后来我们请张谔同志设计了一枚徽章，一枚钢笔的笔尖，中间嵌了一支步枪，枪上写着“青年记者”4字，红底金字，跑战地的记者，人人以佩此徽章为荣。各地的分会也纷纷成立，如武汉分会、桂林分会、成都分会、香港分会等等，有的地方，还为部队展开了文化服务工作，设立了服务支队。我们在北方设立了北方办事处，由张磐石作主任，在南方设立了南方办事处，由陈同生作主任。
后来由于会务的发展，济世总里的地方不够用了，我们就搬到了江汉路宁波里。这里是当时汉口的热闹中心，弄堂对面，就是璇宫饭店。当时璇宫饭店是汉口最大的饭店，他的屋顶花园，有点像上海大世界的样子，妓女成群，流氓处处，极乱七八糟之至。在宁波里，也有一家报纸叫《武汉时报》，8开一张，小到不能再小，我记得由一位姓汪的先生在负责，我们这个自命搞统战工作的学会，却没有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可见一个知识分子，要战胜他自身留下来的弱点，并非易事。
我们还在长江路的民生里，办了一个记者之家，接待从四面八方流亡到武汉来的记者，以及各地报社派到武汉来采访的记者。田家镇吃紧之后，武汉大门洞开，“青记”总会派我先行入川，为“青记”的迁渝工作做好准备。
1938年的9月，我溯江而上，离开了武汉，在武汉的日子里，我们看到过中国空军痛惩日本飞贼的空战，看到过“七七”周年的空前大游行，看到过全世界记者联合起来的记者节。中国人民在战火的煎熬中，一天比一天团结，一天比一天强大。这些历史，虽已过去了快60年了，但一天也不曾忘却。晴川历历汉阳树，遥望三镇，寄我盈盈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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