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曾4次到过武汉。这座雄伟的江城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第一次去武汉是1951年10月。那年，我和香玉剧社的同志们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为捐献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巡回义演。
到达武汉的次日，中南文联、湖北省文联在汉口人民剧场特为我们举行了欢迎茶会，省、市文艺界的许多名流都出席联欢，陈伯华、沈云陔、言慧珠几位戏曲界的大家。他们不仅热情致词，而且都表演了自己的拿手唱段。
捐献演出的地点是在老汉口车站附近的人民剧场，我主演的剧目主要是《花木兰》、《拷红》、《如姬窃符》，此外，还有赵义庭、李兰菊等主演的《邵巧云》、《南阳关》、《黄鹤楼》等。观众们出于对捐献义演的热情支持前几天的戏票早已“抢购”一空。演出时，剧场里的气氛十分热烈，那时还没有字幕，我的演唱经常是掌声不断。演完戏，许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武汉观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捐献义举的拥戴，使我深受鼓舞。
在武汉演出的14天，票价比开封、郑州、新乡订得高，收入很好。
第二次来到武汉是1956年9月下旬，此时，香玉剧社已改建为河南豫剧院一团。作为正常的出省艺术交流，我们的演出地点仍在汉口人民剧场。这次到武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建设中，武汉市文化局特意安排我们全团同志前往参观。正在修建中的长江大桥，是那样的雄伟壮观，那样的气势磅礴，滔滔的江水在桥下奔涌而去，它却巍然屹立，稳如泰山。
这一次演出，因为有1951年奠定的基础，仍然很热烈。剧场每天均告客满。就在此时，我排出上演了经过改编的豫剧传统戏《桃花庵》，得到了武汉方面领导、专家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
又过了5年，我和河南豫剧院一团的同志们在深圳为过境的香港同胞公演后，经韶关又来到阔别已久的武汉。此时，江城进入炎热的夏季，我们住在位于武昌的湖北省政府招待所，演出地点就在闻名遐迩的洪山大礼堂。60年代初，尚无空调设备，剧场的同志特为我们在舞台两侧摆上冰块，即便如此，我穿上戏装，仍然是挥汗如雨。看到皮革软座上坐无虚席的观众，我们激情似火，可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更火……午夜散戏，我们乘车返回住地，看到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或坐或躺，全是乘凉的人群。生存在这里的人民的坚韧与耐力，使我油然为之钦佩。
1987年，我又一次来到阔别16年之久的武汉，此时我已是发染霜雪的64岁的老人。这年9月，首届中国艺术节中南区分会场设在武汉市，文化部特别安排几位老艺术家作专场表演。可能是一种缘份，我们演出的地点仍在汉口的人民剧场。在这里，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陈伯华演出了名剧《宇宙锋》；已年逾花甲，但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的尹羲演出了《拾玉镯》；以声腔艺术闻名于海内外的粤剧旦行中的泰斗红线女，献演了包括《搜书院》、《关汉卿》一些名段；湘剧名家谭保成演出的《醉打山门》以人物的形神兼备、舞姿的独具一格而为观众所称道。而我演出的节目是3段豫剧清唱。令我感动的是，武汉观众以有节奏的掌声，甚至伴以跺脚，要我多次谢幕，以此来表达对我的热情。那两场演出的热烈的效果，是很少见的。
艺术节闭幕时，大会组委会奖给我一尊“香玉杯”。回到郑州，我和老伴陈宪章商议，“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艺术总要后继有人，“薪火”总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干脆把“香玉杯”作为一种常设奖项，奖励基金由我自己筹集，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各个专业的优秀人才。已历时11个春秋的“香玉杯艺术奖”的设立，源起于我在武汉的演出。武汉人民多年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使我永生难忘。
由于年事已高，青春不再，我在舞台上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少，加以患有膝关节骨质疏松症，血压也不稳定，行动不便，我也减少了外出的次数，至今，又是11年未去武汉。我想，这些年来武汉的变化必定很大，它在改革开放年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定是令人振奋的。如果健康状况许可，有朝一日，我会重访武汉，看看江城的新貌，和众多的亲爱的观众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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