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口摄影棚的创建到电影抗战:记郑用之与武汉时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下载亚博app

905年春夏之交，近代实业家任庆泰在北京拍摄了戏曲纪录片《定军山》，武汉籍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成为第一个“触电者”，自此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帷幕。6年后的1911年，朱连魁等人以辛亥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为题材拍摄的《武汉战争》，成为中国新闻纪录片的滥觞。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郑用之组建的武汉电影制片厂更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使武汉变成了中国抗战电影制作最重要的基地。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扛起了全国电影界抗战的大旗。仅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的15个月里，就制作了3部故事片，50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曲集；无论是从影片制作的数量、类型还是质量上，均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银幕的主旋律。

郑用之其人

说起旧时武汉电影制片厂的创建，必然要提及它的创办人郑用之。

郑用之（1902—1983），又名绍蒿、峻生，四川自贡市沿滩区黄市乡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重庆度过的。二十年代初期随父移至上海读书。1924年11月，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1925年参加东征军，任连党代表。1926年7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因喜爱文学，参与黄埔同学会创办的《黄埔潮》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股长的岗位上施展出自己文学创作的能力。大革命失败后，因靠近共产党，受到国民党“清党”的审查而被关押。尔后，在他的学兄邓文仪和酆悌等人的关照下，走出囚笼，脱离部队，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大陆日报》，因宣传抗日而被查封；遂创办中国联合新闻社，与鲁迅、柳亚子、张石川、孙瑜、李芸仙等文化名人来往甚密。1932年淞沪停战后，他主持并参与了编著一部以图文并茂、时效性较强而广受社会各界好评的《淞沪御日血战画史》，该书分为画史、史叙、文献、统计4部分，计收入照片千余帧，文字20余万字。

在此期间，他利用闲暇时间撰写了约20万字的《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此书由上海正气书局出版后，甚获朝野人士的重视。经邓文仪、张道藩的推荐，蒋介石阅读了此书。蒋认为书中的不少提法很有见地，感到利用新兴的电影艺术有利于巩固和强化国民党的政权建设。1933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郑用之，授权郑组建电影股，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南昌行营政训处，以配合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需要。

凭借蒋介石的支持，郑用之随即建立了放映队和摄影队（负责拍摄有宣传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和照片，向国内和海外发行）。三十年代初期，作为时尚新潮的电影一旦进入闭塞落后的乡村和军队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放映队备有扩音器，用当地方言介绍影片的剧情，片中穿插演讲，播出清新婉转的音乐和歌曲，作为无声电影播映的铺垫……从1933年秋到1935年，郑用之率领放映、摄影两队跑遍了赣闽鄂湘皖等省的国民党统治区，为蒋介石的“安内剿匪、准备抗日”摇旗呐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苏区，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郑用之负责的放映队和摄影队已无事可做，之后随着裁撤的南昌行营大批人马迁移武汉。

从汉口杨森花园起家

郑用之挂帅的电影股改属武昌行营政训处管辖后，将驻地移至汉口。颇有政治敏感性的郑用之，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时政、审视大局。他渐渐感到：当前国家之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步步进逼，在绥远、榆关等地挑起事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未能遏制日本勃发的侵略野心，对日战争可说是一触即发；当局一心“剿共”却对虎视耽耽的日本侵略者丝毫不加提防是不得人心的。

依据利用电影宣传全民抗日、鼓舞三军士气与斗志，提高民众觉悟、实行精神武装的思路，郑用之很快拿出了在武汉设立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坐镇武汉的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将军看到郑用之的计划书后，非常重视，安排时间专门听取了郑的陈述，赞赏其利用电影进行抗日宣传的主张，在行营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特许从他个人可支配的特别办公经费的名下，按月拨付5000元（相当于当时1500元美金），给予支持和援助。郑用之用这些钱陆续订购了美国产的全部有声电影拍制的各项设备器材，数月后，这些设备器材全部托运到汉。这在当时物资短缺的年代，给郑用之创办的电影事业无疑是雪中送炭。

当时武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有3支电影放映队，他们辗转于湘鄂赣等省城乡，所放映的影片均来自上海联华、明星两大电影公司由万氏兄弟绘制的卡通片，如《民族痛史》、《同胞速醒》、《航空救国》、《龟兔赛跑》、《血钱》、《神秘小侦探》等，大多宣传抗日的思想。新闻纪录片皆由电影股自行摄制。这些卡通片和纪录片均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都闪烁着全民抗战的意识，激发起民族的义愤。诸如《上海抗日大游行》、《第五军开拔上海，投入淞沪大会战》、《抗日英雄胡小毛》、《长城抗战中的大部队》等。每部纪录片约10分钟，配上主要影片，全场约1个半小时，解说词系用鄂赣湘等地的方言，画面到激烈处，解说员的语气就会慷慨激昂……观众看后特别来神解气。由于政治的需要，郑用之率领的摄影队还要时时照顾到蒋介石的领袖形象，而对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战功卓著的第十九路军，则极尽贬低之能事，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官方的嘉奖。这一时期的郑用之，可称得上是春风得意，风头正健。

由于经费充足，各种有声电影摄制、录音设备等连套机器、灯光、洗印、胶片、剪辑机等器材一应俱全，郑用之只是苦于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摄影场地。他奔走于武汉三镇，却没有发现现成的可适用于办公带摄影制作的理想之地……

1936年初春的一天，郑用之在汉口西商赛马场外散步时，无意中发现了“新大陆”——在西商赛马场以西有一座长期闲置的花园。花园以东的外围是一块略带长方形的平坦草地和一条小马路，走过马路，直抵花园大门，迎面就是一幢带地下室的3层楼的欧式建筑物，白墙红瓦，漂亮雅致，树木环绕，环境幽雅。在建筑物的背面，是一组厨房和佣人的起居室，估约不下五六十间。在占地140余亩的怡和新邨区域内，大小洋房有数十幢之多，而这幢建筑物是其中最大的一幢。园内荷池假山，楼阁亭台，面积约有5.6公顷。经过打听，得知此园为国民党军将领杨森1926年所建，起名为夏甫花园拟作他设在汉口的公馆。1931年夏甫花园扩建竣工后，即被洪水淹没；不仅一楼的立面有洪水浸透的痕迹，地下室内更有干涸的泥沙，厚达数尺，阴森潮湿，长年无人问津。一听说花园的主人是杨森时，郑用之就感到亲切。在南昌行营时，郑与杨便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又加上是四川老乡，于是郑便打起了汉口杨森花园的主意。

第二天早晨，急匆匆的郑用之便专程搭上总部设在汉口的水上飞机，直抵重庆，求见已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的杨森。

老乡见面，话语十分投机。一阵寒暄之后，郑便单刀直入，和盘端出为宣传抗日欲办电影制片厂，想租借汉口杨森花园这块宝地，说到动情处时，眼眶便噙着泪水，情辞恳切。

杨森拍着郑用之的肩膀道：“峻生，你要办电影制片厂，很好。但我的杨森花园，不能租给公家，只可租给你个人。因为这笔产业属于我们全家数十口人的。目前虽然闲置着，但总有一天我是会搬进去住的。”

郑用之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问道：“那末军长要订立一个租约么？每年应付您多少租金？”

杨森莞尔一笑道：“租金么？象征性的每年只收一块银元。但租约中要写明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我或我的太太，或我的儿子在半年前通知你腾房时，你必须按时迁出，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不还，你看行不？”

郑用之连连点头称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一项象征性的租赁汉口杨森花园的合同立马就签约了。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杨森奉命率二十军赴上海参战，在武昌徐家棚车站转船时，专程过江来到自己所有的汉口花园。郑用之反客为主，陪着杨森参观了将其改造成的“电影城”，并盛情款待了这位即将出征的军人，以表敬意。之后，郑用之还派出摄影组跟随杨森的部队，拍摄了一部《二十军开赴上海抗战》的纪录片。这件事虽在全国影响不大，但对杨森及所率领的官兵们鼓舞却不小。当然这是后话。

当郑用之把租约带回武汉后，他的下属个个欣喜若狂，竟一起将这位长得白白胖胖的股长抬起来，高呼“万岁”，之后又簇拥着郑用之来到街上一家酒馆，举杯庆贺。酒桌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厂名定为“武汉电影制片厂”。呈上去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厂长郑用之正式走马上任。

建立汉口摄影棚

武汉电影制片厂的牌子挂在汉口杨森花园门口后，郑用之便马不停蹄地物色建筑设计师，组织人员打扫和清理建筑物内垃圾等工作。当上海杨姓著名建筑设计师到位后，他又组织多人进行电影制片厂的整体策划。

根据设计师的安排，他们在花园左边大块空地上新建了一座长90尺宽70尺的摄影棚（武汉解放后，曾一度改作中共武汉市委小礼堂，八十年代拆除），右边的空边则作为外景场地。在杨森公馆内，他们将地下室分别隔离成洗片、印片、滚筒、机械修理、照相、道具、木工和泥工等各室，将剪辑、录音、放映、摄影、美工、卡通各室及大饭厅设在一楼，二楼是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三楼为寝室和休息室。后来人员增多时，郑用之便租赁了离杨森花园仅百步之遥的周家花园（民族资本家周苍柏之弟的产权），著名导演史东山、袁丛美、高占非、唐喻、孙瑜、何非光等均在那里居住过，而其他演职人员则住在汉口六合路的制片厂宿舍内。

在大摄影棚的背面，制片厂还设有电气控制室、灯光间、化妆间、服装间和演员休息室。与此同时，还在摄影棚的左侧搭建了一个相当宽大的练习舞台，按时排演话剧，训练演员。后来发展到凡是言场剧，多半先在练习舞台上进行反复的排演，直到彩排后才到摄影棚内拍片。在此排演的曹禺的名剧《雷雨》，在汉口的光明大戏院一经公演，便轰动三镇，曾被武汉报界评定为汉口自开埠以来话剧演出的空前盛举。

在汉口摄影棚兴建期间，郑用之开始着手网罗青年演员，曾到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公开招考。其报名资格定在具有中学学历文凭，且参加过学校剧团略有演剧经验者，此外还从国立戏剧学校的毕业生中招收。之后，由邓文仪领导的“怒潮剧社”宣布解散后，演员英茵、井淼、潘直庵、房勉等人加盟到武影厂。至1936年底，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已达50多人。但见他们制服整齐，精神充沛，白天大多参加摄影棚的劳动服务，整理环境卫生，晚上进行话剧的排演或公演。

到1937年春，武影厂的全部建筑工程及所有设备装置均已宣告完成。此时的武影厂，均能按时以有声新闻纪录片供应全国各大都市的首轮影院公映，其中若干重要的新闻片还被选送到欧美，加入到他们拍制的新闻片行列。武影厂（后来更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不少作品得以发行遍及三四十个抗击德、日、意等国侵略的轴心国的先导。

武汉成为国家级影片制作基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激愤，要求抗战的浪潮席卷全国。迫于形势的压力，蒋介石于7月9日上午在庐山海会寺前的中央军官训练团集会上，号召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政见，实行全民抗战。身着少将军衔服、负责现场摄影和录音工作的郑用之当天下午便携带胶片，在几名军官的陪同下，下山返回汉口洗印。此时的郑还带着另一项使命，经蒋介石的同意，武汉电影制片厂正式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

回到汉口摄影棚，遇上袁丛美导演的故事影片《铁血精忠》已开机拍摄。剧情系表现北方某地两大家族因世仇而发生惨烈的械斗，弄得两败俱伤，终至事后悔悟卒致和平共处。郑用之下令停拍了已拍摄了1/4的影片，要求修改剧本，展示民众进行抗战的感人故事，以配合抗日宣传鼓动的需要。之后，郑用之派出5个摄影组分赴全国抗敌前线。他留下遗书，亲率摄影师前往卢沟桥等地，拍摄日军的侵略行径和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的实况，编制成新闻片在各地上映。

“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打响后，撤退至汉口的上海电影界的热血青年，纷纷到汉口摄影棚找郑用之，要求为抗日救亡的电影事业尽绵薄之力，郑用之一一接纳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当时加盟“中制”的有：以振兴国片为职责的联华电影公司首席导演孙瑜、编导史东山，明星电影公司名导演洪深、朱石灵等，名演员高占非、魏鹤龄、何非光、中叔皇、黎莉莉、舒绣文、王莹、吴茵等，以及摄影师王士珍、吴蔚云等20余人，卡通制作专家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兄弟，作曲家刘雪庵、声乐家盛家伦、布景师胡铨，以及木泥工领班等赶来助阵。真称得上是人才济济，集全国电影界的精英于一炉。

由于汉口摄影场集聚了一大批各路入阵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使得这一时期“中制”在新闻、纪录片的摄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由罗静予编辑、吴蔚云等摄影、伐筱璋剪辑的《抗战特辑》第一集（4本）、第二集（5本），真实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的抗战动态；《电影新闻》第四十一、四十二号，集中反映了日军的暴行和民众抗战的基本情况；万氏兄弟编绘的《抗战标语卡通》第一、二集，则利用动画片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其中许多抗日标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地出现在银幕上，新颖、独特，具有动感，富有感召力。特别是《抗战特辑》第二集，除记录了日机轰炸广州平民区和文化机关的暴行以及1937年九十月上海抗战和难民救济工作的实况外，弥足珍贵的是它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9月下旬在晋北平型关战役作了银幕报道。以林彪、聂荣臻领导的一一五师主力对进犯平型关的日寇进行侧面伏击，一举消灭日军3000多人，震惊中外，击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摄影师的艰苦努力，较为完整地拍摄到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的实况。纪录片的这一部分中，包括有八路军整装出发、翻山越岭，从牧虎关向平型关开拔，以及战后平型关、被俘的日军将领、缴获的战利品等镜头，片中还出现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指挥这一战役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的形象。八路军在抗敌前线浴血奋战的纪录片一经播映，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轰动，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鼓舞作用，而且有着存史、教化的重大价值。

中共高擎电影抗战大旗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日本侵略者把下一个进攻的目标直接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在迁徙重庆途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度落脚武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京、津、沪、宁陷落后，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进步影人随救亡演剧队抵达临时性的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的武汉，并很快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

武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更加高涨，由于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主张已经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对于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对于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民主党派也能保持兼收的态度，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中共在大后方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也得以显现。

1938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陈诚出任政治部长，黄琪翔、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同时在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周恩来分管。在周恩来力邀下，郭沫若出任三厅厅长，阳翰笙担任主任秘书。由于他们的加入，第三厅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政治部第三厅下设第五、六、七3个处，“中制”划归田汉领导的第六处，厂长郑用之兼任分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的第七科科长。在政治部第三厅尤其是第六处的领导下，战争初期的中国电影，由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戏剧电影推进到抗战电影运动的新阶段。如果说，上海时期的抗日救亡戏剧电影活动是抗战电影预备阶段的话，那么武汉时期的抗战电影活动，则标志着大后方抗战电影运动的正式开始。而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和“中制”抗战影片的投拍，则是武汉时期电影抗战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内容。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和关怀下，政治部第三厅加强了对“中制”的领导。他们让随上海抗敌救亡演剧队来汉的许多电影工作者，如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郑君里、周伯勋等，重返电影岗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辗转到达延安，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电影的开创者。稍后，阳翰笙以第三厅主任秘书的身份，兼任“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从创作的层次上，对剧本的生产、质量进行把关。由于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武汉“八办”离“中制”较近，周恩来作为分管三厅的政治部副部长，常被郑用之邀到“中制”给演职员讲时局形势，开阔他们的视野。至今还流传着一段美术电影创始人万籁鸣为首次到“中制”探望演职人员的周恩来进行人像剪影的佳话。之后，周恩来还多次陪同从前线来汉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八路军将领参观“中制”，并同“中制”的编导演员合影。在汉口摄影场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还特地在影棚中照相留念。1938年8月，三厅厅长郭沫若从武汉大学珞珈山的住处迁至到汉口杨森公馆的3楼，对“中制”的拍制工作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和指导。

唱响危难时期的主旋律

在国共合作相对良好的政治氛围中，在中共直接组织、影响和领导下，武汉时期唯一的制片基地“中制”，在1938年1月至10月，就摄制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等3部抗战故事片，3集《抗战特辑》、5集《电影新闻》以及多部短纪录片，1集《抗战标语卡通》和4集《抗战歌集》等。

新闻和纪录片的拍摄，构成了武汉电影抗战的一大景观。在战时，新闻电影是一个形象化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宣传手段，武汉时期的新闻片的摄制，提高和丰富了这一艺术宣传形式的水平。这一时期的《抗战特辑》仍由罗静予、吴蔚云、钱筱璋、官质斌、郑伯璋等担任编辑、摄影、剪辑和录音。第三集（5本）纪录了1937年11月至12月的抗战动态；第四集（6本）纪录了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和武汉人民的庆祝游行；第五集（11本）是抗战一周年的纪念号，内容最为丰富。当时正是日寇进逼武汉，武汉军民奏响“保卫大武汉”呼声的时候，政治部三厅配合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广泛地发动了“保卫大武汉”的群众宣传运动。第五集展示了这次宣传运动的全貌。影片首先回溯了抗战一年来八一三淞沪之战、南京失陷、津浦铁路沿线的战斗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等几次战役和重大事件，然后纪录了三厅发动的从7月6日开始连续3天的纪念大会和火炬游行的实况，以及献金运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等纪念活动。这个特辑，是武汉广大市民抗战决心和意志的生动体现，也是武汉时期中共领导的三厅政治宣传工作的一次集中表现。

在制作《抗战特辑》前后，“中制”还利用拍得的一部分新闻素材，单独编辑了几部短纪录片，其中有：纪录武汉人民悼念为抗战牺牲的爱国军人郝梦麟的《郝军长哀荣录》（罗静予剪辑），世界学联代表来中国访问的《和平之应声》（孙师毅剪辑），南京失陷前后的《南京专号》（罗静予剪辑），武汉伤兵重上前线的《精忠报国》（王瑞麟剪辑），纪录汉口天主教徒祈祷抗战胜利的《天主教大弥撒》（史东山剪辑）和纪录武汉人民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的《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等。此外，还制作了纪念冯玉祥、郭沫若等的2本《抗战言论集》。《电影新闻》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号，纪录了1938年上半年武汉的战时动态；出品了《武汉大会战》、《中国空军长征日本》的《抗战号外》。可以说，武汉时期“中制”所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和宣传鼓动影片，不仅超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时新闻纪录片成绩最好的年代，也是以后重庆时期的新闻纪录片创作所不能比拟的。

武汉时期拍摄的3部抗战电影，一改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戏剧性电影美学潮流，它以浓厚的纪实性色彩，为中国电影美学增添了新的内涵。

1938年2月完成的战时第一部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第一次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层面，直接地把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场面呈现到了观众面前。主人公刘山的老家原在东北，“九一八”的炮火毁掉了他生长于斯的土地，他只好带着妻子和弟弟流亡到南方小镇洛店。数年的辛勤劳作，使刘山一家又有了一份新的家业，过上了较安定的日子。然而“八一三”的炮火，使他又一次面临失去家园的不幸。于是他决定召集大家留下来协助中国军队作战。当刘山知道弟弟在汉奸的欺骗下答应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后，多次苦心相劝不成，于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亲手击毙了其弟。编导者不仅通过农民桑梓田园被毁的遭遇，呐喊出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的民族心声，而且还通过主人公大义灭亲的行为，传达出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在“国”与“家”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时，影片中主人公的抉择，自有其促人奋进的思考价值。

继《保卫我们的土地》上映后，“中制”于4月又完成了由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的拍制。影片是围绕着一个旅长和他的家庭展开故事情节的。抗战爆发后，旅长别乡上了前线。日寇侵占了他的家乡，许多人包括他的老父、妻儿和妹妹均遭杀害。后来旅长率部打到了家乡。在不知家人被惨害的情况下，经过一番“保家”、“救国”心理矛盾的权衡，旅长毅然下令炮兵轰毁了被日军占据为司令部的他家的住宅和庭院。影片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写出了军人的爱国精神，起到了一定的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作用。但在表现旅长爱国精神的同时，也有丑化人民群众思想落后的倾向。

与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层面展示侵略与反侵略的现实场景不同的是，1938年7月完成的《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则从军事力量的层面再现我方与侵略者的殊死较量，歌颂了前方将士的英勇业绩。影片再现了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时，扼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数百名中国官兵，誓不投降，决心抵抗到底；在副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的率领下，与日军进行了4个昼夜的浴血苦战。影片还同时“记录”了上海各界纷纷募集物资以及女童子军杨慧敏冒死为壮士们送去国旗的动人场面。为了显示中国军队的威力，有些场景均在汉口摄影棚中搭建，并在武汉警备总部的警备旅中挑选健儿参加演出。从编导到演员，从职员技工到群众演员，人人充满着抗日热情，对报酬大多忽略不计。由于事件和人物本身所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该片公映后，极为轰动，好评如潮。直到1996年，该片还被评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优秀影片。

3部故事影片的主题，“几乎集中在暴露敌人灭绝人性的暴行，以引起我军的义愤和杀敌的勇气或表扬我民族英雄的史迹”，由于电影工作者已把农民和士兵作为宣传教育的对象，故而作品“大都趋重于简单的故事，在技术上不甚讲究，并有相当的‘说教’的姿态”。尽管如此，这些影片还是及时地从一些侧面反映了抗战初期的社会生活，伸张了抗日爱国的思想，配合了抗日宣传，成为武汉时期电影抗战的重要成绩。“中制”武汉时期原计划拍摄的故事片，还有袁牧之编导的《中国在怒吼》，田汉编剧的《回到前线去》，洪深编剧的《最后一滴血》等，但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些制片计划均未能最后实现。

由万氏兄弟创作的卡通片，是一别致新颖的宣传抗战的艺术形式，他们还常常与抗战歌曲结合起来，形成《抗战标语》和《抗战歌谣》两个专辑。其中的歌曲，如《马儿好》、《满江红》、《长城谣》、《打回东北去》、《保家乡》、《沈阳花鼓》等，都是当时流行的抗战歌曲，通过银幕的形式，使其家喻户晓。

在发行放映方面，武汉电影抗战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作为一个基本“国营”的电影机构，“中制”实现了制片、放映和发行的一体化。在前方，战争使原本就不发达的城镇影院大多遭到轰毁，这些影片只能以巡回放映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它与最广大的观众群体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在距敌人只有几里之远的前线的农村，往往一边传来不时的枪炮声，一边则是多达数万的士兵和观众随着影片剧情的发展，“向着银幕发出雷样的吼声、掌声和喝彩声”（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影片在大后方和国内各城市，乃至香港和澳门，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郑用之的运筹帷幄下，开拓了“中制”影片在国际上的宣传路线，与南洋、欧美等国的电影机构取得了联络。《抗战特辑》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国均有放映；通过中苏友好协会，曾运至苏联上映；通过纽约明星公司，在美国上映。“中制”关于广州大轰炸、桂林飞机劫难、汉口歼灭敌机队、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等，为美国各影片公司的新闻片所选用；《抗战特辑》在英国利物浦一地上映时，感动了很多英国观众，他们纷纷捐献钱物以支援中国的抗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特辑》在日内瓦世界禁毒会议上映时，其中有关中国接管汉口日租界后破获日商制毒机关的新闻镜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强烈抨击，日本代表终无理由自圆其说其在华包庇制毒的证据。“中制”拍摄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曾在抗战初期运往美国、菲律宾等国上映，极获好评；《热血忠魂》的拷贝运至美国后，在美国纽约的罗斯福大戏院连映40多天，创下了国产故事片在外国人所经营的大戏院上映的先河。《八百壮士》在香港以及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时，引起轰动，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公映时，也博得了一致的好评。

1938年9月，因日军重兵压境武汉，江城危在旦夕。郑用之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挥全体演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硬是将整座“中制”的全部器材通过水路运至重庆。在日军战机的骚扰下，“中制”工作人员在非常艰苦和危险的情况下，在纯阳洞重建片场。1939—1940年，在郑用之的实际负责下，“中制”沿袭和发展了武汉时期所形成的抗战题材和纪实风格，使故事片的制作达到了高峰。

中国电影已走过了辉煌的百年。审视抗战初期武汉的抗战电影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战争对电影的伤害，从长远的观点看，带有致命的性质。如果不是战争，中国电影会有一个相当繁盛的面貌，这是不言而喻的。战争，使以上海为中心的电影制造业遭到严重的破坏；战争，打乱了中国影坛的创作生产格局，出现了大后方抗战电影、根据地人民电影、租界区商业电影和沦陷区日伪电影的区域格局。而由于抗战的需要，武汉的电影制造业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中国电影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一体化了。与三十年代中前期相比，虽然少了些多样化的色彩，但爱国主义的精神更加高扬，而且发展了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纪实风格，成为一时之风气；电影的“载道”、“经世”的作用更加凸现。“中制”武汉时期的电影抗战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电影的主流，大后方抗战电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开了急迫的脚步；从一开始，它就以鲜明的抗日爱国意识形态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在激情，实现着电影抗战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