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彝，湖北历史上的一代清官，一代书法大师。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他的书法成就，却少有人关注他为官的政绩与清廉的官风。宗彝的为官之举与他的书法成就一样，当为历史应该记录的重要一笔，其官场人生，也颇有说道，堪称为官者的楷模。
仕途坦荡
宗彝（1872—1930），字藻生，汉阳人。宗彝年少之时，其父亲在汉口经营海味杂货，家境富裕，且为人忠厚，乐善好施。宗彝幼时，其父即为其聘名师教读八股文。由于宗彝聪敏过人，昼夜苦读，年未及冠，考取府、县学案首，为名秀才。后家道中落，宗彝仍清苦自励，不废所学。1902年后，即以优贡生中庚子、辛丑并科举人。废除科举制度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及贵州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宗彝从法政学堂毕业，即在贵州府署任抚署文案，旋放余庆县知县、番州知州和贵定县知县。
辛亥武昌首义，清朝倾覆。宗彝回到汉阳原籍隐居。
民国元年（1912年），官立中学改为省辖，汉阳县最高学府原汉阳府中学前堂易名晴川中学，学制四年。受清末同科举人的推荐和汉阳地方绅耆的拥戴，宗彝得任晴川中学第一任校长。在任校长期间，宗彝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提倡的“自由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教育，在中学设有修身课，其要旨在养成首先上之思想情操，并勉以“躬行实践，完备国民之品格”。设立修身课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格高尚、思想健康的优秀学生。
1938年秋，书法家宗彝书“一柱擎天”题刻碑
晴川中学的开办，成为汉阳县学堂到学校的一个转折点，晴川中学自此有了教育宗旨、学制及课程计划等较为规范的管理。这应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且由于宗彝治学有方，深得师生爱戴。遗憾的是，宗彝在晴川中学任职的时间仅仅一年就步入政界，在副总统黎元洪府第任秘书去了。在黎府任职期间，黎府的重要公牍多出自其手，与秘书长饶汉祥齐名。
在宗彝从政的经历中，他曾经两次荣获不同等级的嘉禾章。这个设于1912年7月的国家奖章，共分九等，专门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人，授予等级按授予对象的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酌定。宗彝第一次获得嘉禾章的时间是1920年，那时，他在湖北办理侨务，因卓有政绩而获得四等嘉禾章。1921年，他开始代理湖北省政务厅厅长兼省长公署秘书，此时的宗彝位高权重，但他在用人和行政管理方面严格遵守法度，而于1922年再度获得三等嘉禾章。同年，经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所提拔，他调任到湖北省教育厅任厅长。不久改任武昌关监督（关址在汉口硚口宗关）、湖北官钱局会办。可是，在这个掌握经济大权的职位上，宗彝却没有太大兴趣，他辞去了职务，担任了湖北吏治馆馆长。
在担任吏治馆馆长期间，宗彝开办了“吏治论文”。参加论文的全部是本省的侯差人员和在野的有名人士。因此，这个“吏治论文”，其实就类似于一种沙龙中的研讨，是一种“地方吏治的学术研究”，或者是对未来官吏的一种培训。这些未来的官员们，他们每天都可以来到吏治馆参加一到二次的论文，一则畅谈他们自己对吏治的看法，二则也对当权官员进行监督和评判。宗彝及馆内人员对这些参加论文的人员，评判等级给予奖金。对其中的优秀者还选优保荐，提前委以职务。此举兴起之后，官场上的奔走钻营风气大为收敛。宗彝再次得到舆论赞扬和上级嘉奖。1924年，宗彝又调任襄阳道尹，在职两年后回武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清廉正直
从宗彝的履历上看，宗彝确实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宗彝在襄阳任道尹时，在郧县任佐治员的下属朱懋藩，对宗彝印象很深。他曾撰文回忆宗彝，在清正廉洁这方面着墨很多。宗彝在用人方面，打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决不会因是亲朋故旧，就委以重任。曾经有个名秀才投奔宗彝，却被安排在县政府当收发员，这名秀才很是恼怒，但宗彝却认为：秀才不懂政治，屈就收发，是便于学习。自己不能因私而误公。
宗彝为官，仇恨贪污。对贪污行为“法有所加，虽亲不宥”。他发现好友李义杰在为官时，有贪污行为。便多次去函劝其改正。但李总是阳奉阴违。但宗彝善于倾听意见，又时常明察暗访，对属下重要官员的作风了如指掌，当他发现李在阳奉阴违时，即报请省府撤销其职务。
宗彝这样要求属下，也严格律己。从他出任贵州抚署文案开始，他不断地改任实职、要职，从校长、厅长、监督、会办、馆长、道尹，可以说一生当权。但跟随他多年的会计监印朱春章说，宗彝法制观念浓厚，有令必从，有法必依。做官的时间虽然长，但每月只领法定的薪俸。凡是官费的节余款项及特别费用，他都是实用实报，不准滥支分文。他自己守法，也经常告诫同僚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侈”。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一个人只要戒奢从俭，就可避免贪污。由于宗彝起着一个表率的作用，很少发现他的属下有贪污行为。宗彝在任武昌关监督和官钱局会办时，时人都羡慕，他调剂到了一个肥缺。然而，宗彝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在财务机关为官，更应该小心谨慎，一尘不染。在这里为官的时间不长，宗彝就呈请改调，怕染嫌疑。所以，他任监督、会办的时间都很短。
书法大师
宗彝在政界留下的资料实在是不多，故而很少有人知道宗彝为官的经历与故事，但他的书法功夫却被人津津乐道。
宗彝少年时，即刻苦练字习帖，多以颜真卿、苏轼为宗。及壮，选习魏，汉碑。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泰山金刚经》为骨髓，其书法古朴遒劲，自成一家，为时人所推崇，能得到他的一屏一联，即视为珍宝。
1924年元月21日落成的江汉关大厦正门上方，凿刻有“江汉关”三个大字，气势恢宏，极为壮观。提及“江汉关”三字，人们都传言这是宗彝在教育厅长任内，应江汉关外籍税务司的请求，为江汉关题写的。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据武汉市档案馆宋晓丹考证，宗彝在写“江汉关”大匾时，已不是湖北教育厅厅长，而是江汉关下属的武昌关监督。他为写江汉关三字，数易其纸，只因“江”字笔画少，难与繁体的“汉关”二字协调，最后才一挥而就。为此三字，江汉关赠他纹银500两。当时，凡过往江汉关者，无一不夸“江汉关”三字，可与严嵩书写的“山海关”三字媲美。
今天，人们在这栋气势磅礴的大楼前，看“江汉关”3个大字，却看不到宗彝的署名和题款。据说，”江汉关”三字还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为什么没有题款的原因。据说，江汉关三字落成后，因没有署名，江汉关经理还专门设宴招待宗彝，席上当面向宗彝道歉，并说明为何没有署名的原因：皆因宗先生之书法，全国闻名，人们一望便知，亦如“天下第一关”，虽没有署名，但人们同样知道是王羲之所写一样。
江汉关大楼“江汉关”三字为著名书法家宗彝所书
宗彝听此言后，答说：“我一生研究书法，知道‘天下第一关’非王羲之所为，乃是明朝进士肖煜所书。”在纠正了江汉关经理的错误之后，宗彝又说：“写字落款，是书法家照例的事情，江汉关建筑高大，情况特殊，为壮观瞻，省掉落款，不算什么，用不着解释。”宗彝一番话，使江汉关经理颇为感激，宾主尽欢而散，一时传为佳话。
宗彝在任襄阳道尹时，武当山住持也请他游山题字，他慨然应允。在武当山天柱峰上，他写了四个大字：一柱擎天。这四个大字，同样为泰山金刚经体，下款署名宗彝。中外游客上山，见者无不赞赏。
由于宗彝为官清正，个人生活非常朴素和节约，因此宦囊如洗，退离官场回到武昌后，生活便显得窘迫起来。也正因为宗彝有一笔好字，为了生计便开始鬻字谋生，武昌“荣宝斋”裱画店闻之，便前来与宗彝订立长期契约，宗彝开始为荣宝斋书写中堂，挂屏等。其有浑厚的书法功底和留芳青史的书法大家之名气，让其“月仍得进兼金”。其晚年的生活才得以有保证。
1930年1月5日，宗彝因心脏疾病在武昌病逝，终年57岁。1月13日汉口《碰报》以《又弱一个》为题报道了宗彝辞世的消息。其中也谈及宗彝晚年因“宦情日薄”退出官场后，在武昌以卖字为生。《碰报》报道宗彝“以心疾逝世”，“闻者多哀之。……先生书法精进，在武汉诚不可多得，今得作古，得其遗墨者，将以吉光片羽视之矣”。确实，宗彝的书法作品就是艺术的珍品。宗彝辞世后，《益州书录附录》一书高度评价宗彝的书法作品：“书效六朝，用气天整，大而愈妙，不矜着力，风神独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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